制，为尊者避讳，则双名断不可行，若是不行双名，如枣部堂所言，这重名情况也的确令人为难，该如何改变，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决定的事情，臣请陛下三思。”
崔琰说的虽然不那么好听，但是也的确是实话。
从春秋时代【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开始，避讳就是后来所有人的烦恼。
但是对于君主专制来说，这也是一种助力，从各方面提醒着人们要注意上下尊卑，利于统治，是封建伦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避讳是一个大命题，内涵很多小命题，比如国讳、家讳，圣讳，内讳，宪讳，个人讳等等，种类十分繁多。
随着时间推移，封建君主专制日益加深，避讳的规矩也越来越多。
而在郭某人所处的时代，避讳主要涉及到官方和家族层面。
比如关于对皇帝的避讳，对皇帝的父亲的避讳，还有二重君主制之下部署对上官的避讳，以及家族中后人对先人的避讳。
对郭某人来说，维持避讳原则也是对统治有利的事情，贸然废除避讳，必然遭到巨大阻力，也不利于统治。
所以为了便与人口统计和未来施政，郭某人决定召集群臣，对避讳制度进行一次更改和总结，从各种层面上确定魏帝国的避讳原则，给后人留下一定的自由空间，也便利于广大黎民百姓。
于是对于崔琰的建议，郭鹏点了点头。
“崔卿言之有理，三思是肯定要三思的，但是改变也是必须的，否则千百个张三李四蹦出来，朝廷还要不要统计人口了？孤决定，对避讳之制做一次全面的更改和总结。”
群臣不知道皇帝打算怎么改，但是皇帝要改，他们也不得不遵从皇帝的意思。
其后数日，郭鹏召集掌权臣子和不少名宿大儒在皇宫内商讨此事，针对前人规定和现实需求，对避讳制度和二名制度进行了一些细致化的更改。
大概一个月左右，郭鹏对外宣布了这次商讨的具体结果。
总的原则上，【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大原则是不改变的，但是在这个框架下的一些问题上，则有必要做些改变。
首先一条大前提，就是关于黎民百姓的取名问题，郭某人制定的新规定允许黎民百姓取名不必按照避讳原则来处置。
毕竟字都不认识多少，让他们避讳实在是太难了，也没必要。
面对地方在籍百姓，允许不按照避讳原则来取名，单字名还是双字名都随意，哪怕是皇帝的名字也可以允许他们随意使用。
需要避讳的群体是官吏、士人还有财产达到一定额度的民众，这些人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一定是识字读书有认知的，就需要按照避讳总原则来进行避讳。
准确的说就是按照财产多寡和身份高低来判定，财产少身份低微的绝大部分都不用避讳，皇帝的名字也可以让他们使用。
这是天恩浩荡，是皇帝的恩典。
而地位高财产多的那部分人则需要按照避讳总原则进行避讳，皇帝的名字不能乱用，要避讳，家族长辈的名字不能乱用，要避讳，其他诸多情况也要避讳。
而唯一涉及到整个群体需要避讳的情况，连奏表、朝廷文书和当代记录都要避讳的，就是当代皇帝的名字。
郭某人规定，只要皇帝活着，甭管是现任皇帝还是太上皇帝，只要活着，那当代皇帝的名字就是必须要避讳的。
但是他给这个规则加了一个期限，就是活着的时候。
当代皇帝死了以后，皇帝名就开放使用，不用避讳，算是大行皇帝留给后人的最后恩典，避免一些前人留下的重要古籍和文字为了避皇帝讳而失去了原有的含义。
另外，如果皇帝名为双字名，那么只要皇帝双字名没有连起来使用，就不算忌讳，两个字可以拆开来使用，只要不连起来，就没问题。
大体范围上也就那么多，太多的郭某人也没有更改，不去动摇这一体系的根本。
当然，还有一条被郭鹏着重拎出来改变了。
郭某人不允许某些作威作福的上官对自己的部下和管理区域的黎民百姓强行要求他们避讳。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有些官员喜欢在自己的辖区内作威作福，堂而皇之的要求下官和所辖区域内的民众要避自己的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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