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内外交困多年，北方士人见惯江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场面，陷入回天无力的绝望之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耐心等待再一次王朝兴亡、天下大治。江淮苏浙却繁华依旧、歌舞升平，南方士人流连风月之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使如黄宗羲、顾炎武这样洞察千年的才俊也热衷于高谈阔论、抨击时弊，并未真切感受到危机将至。
丰州暗合自己的许多治国主张，而且成效显著，黄宗羲、顾炎武最初觉得耳目一新、精神振奋，甚至有心留在丰州大干一场，但随着深入了解，却发现丰州走得实在太远，与他们所思所想并不一致。
在办学问题上，黄宗羲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所以“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形成良好的风尚和强大的舆论，才能使“贼盗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国可保也”，顾炎武进一步说明“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两人反对八股文，主张以学校推行教化，在此基础上改革科举，遴选才德兼备的官吏主理政务，以便培养丰州的良好官风、民风，彻底实现脱夷入华。丰州官员则认为，强行把“治天下之具”、“教化纪纲”灌输给学子无异于重造官学，但官学是大一统的产物，未必真能教人明辨是非、明道救世，大明的现状最能说明问题，良善奸恶乃普世之理根本无须教诲，丰州有喇嘛教，还有西教、回教，足以保证善良民风，官府管好自己就行了，不必瞎逞能！丰州实行公举选官，官民一律编入最基层的百户所，包括归化伯全家也是如此，所有人等如无要务在身，必须参预卫所事务，官员去职或学子结业也皆回本卫所，或自择其业、或充当各级官署吏员，如欲为官者须参加公举，竞选成功才可为官，如此选官方能上下通达，收效也远胜于科举。
在治民问题上，黄宗羲主张以民为本，顾炎武也主张天下“众治”，但本意还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忠孝礼义关系伦理纲常，绝对不能抛弃。丰州却是奉行心学泰州学说，公然叫嚣“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把君父甩到一边，关内汉人出关没两年就剃发易服，自称丰州人而非汉人；“百姓日用即道”、“人人可为圣人”更使人心惑乱，冶铁成了“铁道”、制铳成了“铳道”、冲茶成了“茶道”，甚至做羊肉也叫“羊道”，大字不识的百姓只要把行道干到极致，就成了众人仰慕的圣人，如今归化满大街都是圣人，有的还因此被推举为官员，这让读书人的地位往哪儿摆？丰州还允许民间结党，商人的“自由党”、农牧民的“公民党”居然可以参预大政，小人当道成何体统——黄宗羲、顾炎武本来对泰州学说的一点好印象破灭了，贩夫走卒之学完全成了歪理邪说。
在地方治理上，黄宗羲、顾炎武认为丰州的卫所制与大明不符，更像是胡化的产物，卫所自治、全民皆兵、土地私有以及战利品分享，有几分形同清人的八旗牛录，归化似乎没有开化而是坚持野蛮。顾炎武就此向昆山同乡杜文焕提出异议，杜文焕却理直气壮说，这种卫所制才能保证丰州的动员能力达到极致，士兵的战力成倍提高，比如明军作战伤亡超过一成就基本崩溃，而丰州军既使伤亡超过三成也能继续打下去，说得顾炎武头上冒冷汗。
丰州的歪理邪说更荒唐，丰州官员普遍认为华夷可以变迁，原为夷狄者实现文明开化则为华夏，而原为华夏者如果野蛮暴虐也可沦为夷狄。老百姓说的更直白，丰州已是华夏，清国还处在野蛮阶段，依旧是夷狄，至于明国嘛，虽然不能说是夷狄，但从文明倒退回野蛮，应该是失败国家，甚至跟他们毫不沾边的罗刹国也被定性为邪恶国家，这种说法当然荒谬，但日趋强大的丰州藐视大明却不是好兆头，联想到丰州以陆九渊所言“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为依据大力倡导西学，对关内正统儒学却极为排斥，黄宗羲、顾炎武两人嘴上没有明说，但内心有了一种“亡天下”的危机感。
丰州出兵山西的消息传来，两人惶恐不安，认为这是丰州侵吞大明的开始，下定决心尽快离开，免得卷入其中沦为叛逆，不过临走前还是想亲眼看看李榆到底是何许人。
这个人现在就在面前，全然没有一点对文人的恭敬，还巧言狡辩，古之安禄山、石敬塘也莫过于此吧，黄宗羲似笑非笑地说道：“归化伯割据一方实力强悍，图谋中原也
本章未完，请点击
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