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馆，一场学术研讨会，演变为大规模“舌战”，使得本来优雅的文学场所，瞬间变成大型地域歧视现场。
身处其中的李笠，听着各地学者、大儒、经学名家之间的“舌战”，感受南北地域矛盾的总爆发，无奈至极。
想说些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一如学渣坐在高端学术研讨会时懵懵懂懂的状态那样，默默坐着。
眼睁睁看着南北两个阵营的文人集团“激战”，却使不上劲。
双方“交战”的原因，是关于雅言正音。
那么什么是“雅言”？
雅言，即官话，可以理解为后世的普通话。
普通话的历史不算不长，而这个时代的“雅言”，却源自商周。
那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周天子的时代，官话是什么呢？
一般认为就是《诗经》的语言，即洛阳雅言，因为东周的国都便是洛阳。
所以雅言标准音（正音）的基础，应当就是在洛阳一带。
这里，是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于是，雅言又称河洛语、河洛话，即洛阳话。
春秋时期，孔子讲学，门下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口音各有不同，那么，孔子讲学时，必须说“通用语”。
据传，孔子是用洛阳雅言来讲学，《论语·述而第七》中有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到了两汉时期，延续传统，以洛语为国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
魏晋时期，继续以洛阳雅言为国语。
到了永嘉之乱后，洛阳沦陷，琅琊王司马睿在江南建康建立朝廷。
大量士族南下，寓居江南，他们口中所说的洛阳雅言，难免受当地吴语影响，形成了“建康雅言”。
与此同时，洛阳在战乱中失去了国都的地位，沦为各方势力争夺的要地。
没有南下的士族，纷纷返回家乡避难，上百年过去，他们口中的洛阳雅言，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本地方言。
所以，魏晋时纯正的洛阳雅言，在南北士族、官员的口中，部分发音已经有了变化。
虽然有“切韵”这种注音法，来保证每个字的读音，切合“洛阳雅言”的“正音”（标准读音）。
但是，南北长期分裂、对峙的结果，就是连部分字的切韵，也有了分歧。
这是训诂学（包括音韵学、文字学）的学术问题，李笠是不懂的。
而他想要用“拼音法”来给洛阳雅言“定音”，在全国范围“推广普通话”，依靠的是训诂学权威顾野王。
顾野王是眼下无论南北都承认的训诂学大家，但是，正音之争涉及到“正统”，北方的学者不争一争，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李笠身上：若他开始就以征服者的姿态发布政令，以建康雅言为基础，修正出“全国版”的洛阳雅言，哪来那么多事。
但李笠想要集思广益，尊重北方学者的意见，所以召开讨论会来讨论，而不是自己乾纲独断。
既然他表明了“欢迎各方踊跃讨论”的态度，要以学术讨论来定洛阳雅言的标准读音，那么南北两方学者阵营间的学术讨论，演变为“地域歧视”，也就在所难免。
因为地域歧视这种事，自古以来就屡见不鲜。
三国归晋时，中原的士族，对江南地区人士的看法就带着明显歧视，文化上也是如此。
中原大乱之后，没有南下的士族，自认为算是留守故土，仍居中原之地。
而南渡的士族，则被北人认为是逃到“茹毛饮血”的吴越之地，和吴姓大族混居，血统不纯了。
语言自然如此。
北方士族、学者的这种心态，以及如今对雅言发音的争论，李笠觉得若用后世的某些事物来比喻，就类似于：
纯正的英语发音？那当然得是英式英语，美式英语那是土鳖暴发户才说的。
而英式英语，又分许多口音，爱尔兰口音、苏格兰口音，威尔士口音，都是乡巴佬口音。
英格兰地区的英语，当然才“正”。
然而英格兰地区的英语，又有很多口音，不同区域的口音区别很明显。
你要是说中部英语，譬如一口伯明翰腔英语，容易被嘲笑（伯明翰腔因为口音重，常被喜剧演员用于搞笑）。
若说的是中北部英格兰地区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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