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问题在于，无论地方主官（刺史）由谁来担任，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都是切切实实存在的：
这个时代没有无线电，交通工具也很落后，所以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延迟”问题很严重。
若地方事事都要请示中央，听命令再行动，极易误事。
譬如，地方官面对突发事件（譬如叛乱、外敌入侵），若要请示朝廷再行动，容易反应迟缓。
可中央放权地方，对地方管得松了，地方自主权过大，就容易失控（拥兵自重、尾大不掉）。
以宗王出镇地方，其实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皇帝）不放心外人，担心外人在地方做大，难道就放心自家人，不怕自家人在地方做大？
宗王政治的问题，不仅在于中央和地方这层关系，即便在中央内部，也是个大问题：
皇帝驾崩，新君即位，辅政大臣若是外人，江山极易易主。
可即便辅政大臣为宗王，江山也极易易主，不过相比外姓篡位要好些，只是帝系转移，江山不改姓。
但即便如此，也不是哪个皇帝所能接受的：我的家业就该我子孙继承，被堂兄弟叔伯夺了去，和被外人夺了去，有何区别？
所以，重用宗室，帝系容易更替；不重用宗室，就会被外人乘虚而入，该如何平衡呢？
平衡不了。
这就是个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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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时期的皇权相对较弱，无论是外戚、外臣、宦官、武勋、宗室，都会对皇权构成威胁。
孑然一身的皇权，面对如此之多的敌人，防不胜防。
无论重用哪一个，都会致命，便只能玩平衡，然而，玩平衡需要极高的政治能力，靠着投胎当皇帝的人，玩不转。
所以，南朝历代国祚不长。
李笠明白，若自己在位才两三年就去世，毫无疑问，儿子守不住江山。
这是必然，哪怕黄姈做摄政太后，也躲不过外戚黄家膨胀，然后鹊巢鸠占的结局。
现实就是，他的儿子们还小，宗室就只有李昕一个成年人，若还提防宗室，就是自寻死路。
所以必须重用李昕。
但重用的后果，就是李昕必然羽翼渐丰，他在位期间倒无所谓，可等儿子即位后，对资历、声望、门生故吏众多的堂兄不放心，于是必然内讧。
李笠便要换一种用法。
在不破坏现有地方行政区相互掣肘、平衡的前提下，在汉水入江口地区（夏首），设一个地方权力副中心。
这个权力副中心，掌司法权、物资转运调动权，由皇帝任命的人各自担任主官，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先做事，后请示、报备。
李昕以“观察使”的职务，率领一万中军驻扎，配有火炮，不干涉地方事务，顺便保护提刑司、转运司官吏，使其能够有效的“现场办公”。
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沔北地区，各类案件复核，在夏首的“大区级”提刑司署进行。
除了死刑要上报中枢，由皇帝勾决外，其他案件，由位于夏首的提刑司署自行审核、予以实行，事后上报尚书省。
若尚书省觉得案件有问题，再走程序重审。
夏首又有“大区级”转运司署，负责中游地区的物资转运以及赈灾事务，可以就近处理突发的民政事件（调集物资救灾、抗灾、赈灾），事后上报。
若尚书省觉得处置不妥，再走流程重新处理，反正先把事情办了再说，不能凡事都上报、等决定再实行。
而卫王李昕，只承担军事职责，防止内乱、震慑各州军事主官的责任，不插手地方军、民事务。
一旦中游各州出现变乱，当地官军无力平叛，那么李昕就可以派出军队，第一时间协助当地官军平叛。
若出现大规模叛乱，李昕的职责，就是守住夏首地区，让叛军如鲠在喉，挡住叛军前往下游的脚步，给朝廷争取时间调集平叛大军。
而装备着大量火炮的平叛大军，没人可以抗衡。
火炮，就是李笠的底气，他不打算将火炮普遍装备军队，而是要握在手中。
包括火炮、火药的制作。
只要有火炮，他就不怕地方大员造反，也不怕对方勾结外敌，因为有了火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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