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总署恭亲王奕欣在奏折中称:“因思日本兵船,既赴台湾,且有登岸情事,必须沈葆桢迅筹办法,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使彼无隙可乘,庶几潜消隐患。”
不久上谕准奏,并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福建布政使潘为帮办。5月31日朝廷接李鹤年奏,报告了西乡从道的照会及复函情况。6月5日朝廷又接李鹤年奏,称已向凤山、澎湖、厦门调兵,并阐述了对日军策略:“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
实际上,这也是朝廷的政策。这种政策不当之处在于,一是将台湾和生番分论,二是将日军攻打生番和攻击台湾腹地分开,并采取差别很大的对策,这就给人造成日本攻击台湾生番并不是侵略中国的印象,不利于中国依据国际法对日斗争使得以后对日谈判处于被动境地。
这种政策也显示出清政府恐惧战争的心理。当然清政府也不是束手坐待,开始购船买炮,并请洋教习教授,准备接战6月9日朝廷再接李鹤年奏,报告日军与生番接仗及派人前赴台湾与西乡从道按约理论的情况。
上谕云:“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
6月中旬,沈葆桢和潘到达台湾。一方面同西乡从道交涉,要求退兵一方面招募兵勇,修筑炮台,加强军备。此时清政府也有了进行战争的决心。
上谕指示:“沈葆桢等务当与之极力理论,断不可任其妄为,倘该国悍然不顾,亦当示以兵威,不得稍涉迁就,致误事机。”
6月22日,潘持沈葆桢致西乡从道的照会和柳原前光的函会见西乡从道,与之反复辩论。由于日军进展并不顺利,中国战争准备越来越充分,西乡从道已有退兵之意,但心有不甘,因此露出索要兵费赔偿之意。
日军在台湾进展不利,而中国备战方殷。7月日日本政府讨论“善后策”,作出《出师之议》,决定扩大战争,并向陆海军两省下达了备战的指令。
日本立即向诸道征兵,购买兵舰,准备大战。中国也积极备战,在澎湖诸岛建造炮台,在台厦间敷设海底电缆,向德国购置毛瑟枪,向丹麦订购铁甲舰。并不断向台增兵,“一时兵勇骤增,声势颇壮。”
但双方并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日本妄图通过谈判获取胜利果实。7月16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四等出仕田边太一来华,向柳原前光传达政府关于对华谈判的要领和须知:“谈判之要领,在于获得偿金及让与攻取之地。”“当以此次机会,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开启朝，鲜自新之门户。”
清政府因“备未实修,未能遽战为虑”,“窃计持之日久,又恐日本兵在番界,乘暇勾结番族,转得固垒深沟,为备我之地”,也想早日解决此事。
7月24日,柳原前光偕郑永宁到天津会见李鸿章。李鸿章严词驳问,柳原前光则一味抵赖。7月30日,柳原前光到达北京,8月7日,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与总署大臣会见,以后又多次会见。柳原前光“先递照会一件,则谓台湾生番,为无主野蛮,本不必问之中国。”
总署大臣“随责以台湾生番,系中国地方。”“琉球之事,应由该国王清理。”“生番隶台湾版图,应如何抚绥归化之处,中国有自主之权,应由中国自行议办。”双方相互辩驳,没有结果。
中日间的谈判没有什么进展,两国政府都有些着急。8月5日,日本天皇发布敕语,任命内阁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办理大臣,来华谈判,企图打开僵局,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
9月6日,大久保利通到达北京。从9月14日至10月23日,中日间举行了八次交涉。大久保利通一要中国承认日本进攻台湾是所谓“义举”,二要中国赔偿兵费,开口要价二百万两。
清政府只求日本退兵,而不论是非曲直,甚至“不责日本此举不是”,可以出钱,但忌讳“赔偿”二字。最后,由于大久保利通用收拾行装,作出破裂姿态,以战争相威胁英国公使威妥玛又从中串通、哄骗、恫吓清**害怕,一味求和,不敢开战，中日双方终于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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