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不管是士人的后代、豪强的后代还是黎庶的后代，都将在科举的大团体之中。
这种官员身份的差别认知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留存到最后的，就是科举官僚群体。
正是认清楚了这一点，所以司马懿和司马孚之后的司马家族子弟，也没有继续走察举的路子了，而是纷纷入学，走科举考试的路子，试图成为新时代的一员。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接受的教育跟不上时代了，还是运气不好，早年科举考试内容偏向于士人的时候，司马防觉得这一切还有待商榷，让他们观望，没有参加科举考试。
后来科举考试的内容越来越偏向于数学之类过去不被重视的学科，而原先被大家研究出花儿的五经十四家法的占比日渐缩小，士族子弟的优势越来越小。
司马氏一看不行，立刻让子弟去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第一次考试，司马懿的几个弟弟全部落榜。
本来打算当做试水，不行的话就明年再战，结果到了的时候，司马防去世了，他们兄弟几个要守孝，不方便参加科举考试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天在和司马氏作对，这些年除了司马孚被成功运作为两千石郡守之外，司马氏再也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突破。
司马懿本人也没有政治上的突破。
所以他的焦虑是多个层面的，不管是年龄，还是政治大趋势，亦或是他和诸葛亮之间的竞争关系。
他不知道诸葛亮有没有把他当做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但是他的确是把诸葛亮当成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了。
这个时候，司马懿就不知道诸葛亮是怎么做的。
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北庭都护府的商业发展那么好，本身应该也有很大的危机潜伏。
他用警队强制摆平了这件事情，接下来的路就好走了，那么诸葛亮会怎么做呢
他也会动用警队这个处理问题的终极暴力手段吗
之后，他积极打听北庭都护府方面是怎么做这件事情的，没费多少功夫就得知了诸葛亮的做法。
诸葛亮没有动用警队，没有使用强制力对付不听话的人，当然，北庭都护府确实也有不听话的人，但是诸葛亮没有强制他们关店。
诸葛亮的做法是召开一场商业联合会议，首先在它乾城举办，把它乾城符合朝廷关闭标准的商铺的主人全部都喊到一起，开了一个会。
诸葛亮和司马懿不一样。
司马懿比较在意做官的威严，他认为距离民众远一点，比较容易带来威严，带来神秘感，让民众不了解他，不知道他，对他怀有天然的畏惧，那么他办事就会轻松一些，因为人们都畏惧他。
他很少当众露面，生活方式是深居简出，于是普通人都不了解他，不知道他的喜怒哀乐，以至于他带着警队一出现，大家都愿意相信他真的能干出那些事情来。
这种感觉就像是春秋时代，子产铸邢书向全社会公布之前那样，民众是否犯错，全看奴隶主贵族们的意愿和喜好。
奴隶主贵族表面上遵照周礼原则，把周礼抬得很高，实则不愿让民众知道法律条文，以便自己从中牟利，任意解释法律。
平民百姓不知道干什么就会被问罪，惶惶不可终日，束手束脚，给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提供了便利。
郑国贵族子产认为这样的情况只会加剧奴隶主贵族对平民百姓的剥削，加剧社会矛盾冲突，终将引爆社会矛盾。
于是他决定进行自我改革，将法律条文铸在象征权力的金鼎上，向全社会公布。
识字的自然就明白，不识字的找识字的人去问一下，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都知道了。
自此，人们终于知道该怎么做事，以及该怎么保护自己了。
虽然很多权贵依然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他们任意解释法律肆意妄为的日子结束了，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司马懿从中汲取智慧，觉得子产固然伟大，但是前人的智慧也很有意义。
只要执政者不抛头露面不让民众了解、知道，民众就天然的畏惧执政者，那么当执政者下令，民众摸不清执政者的底线，自然不敢不遵循。
事情就办成了。
而且这也可以相当程度上遏制低级官吏摸清楚他的喜好，从而对症下药向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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