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风看他还谦虚地站在那里，就透过老花镜的玻璃镜片，看了他一眼，用手中的钢笔向下指了指椅子，示意他坐下来说话。得到明确的指示，高天民才拉开旁边的一张椅子，坐了下来，等着老板发话。
杨春风把文件顺手递过来，说：“你先看看这个。”
高天民连忙双手把文件接过来，捧在手上，打开仔细看了两遍，立即明白了这份文件的分量。尤其是最后一行字，已经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个即将到西江省任职的王一鸣，在今后西江省政坛上的特殊地位。这样写，接班人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对于王一鸣，高天民也是知道一些的。虽然王一鸣到西江多次，但因为业务上两人没有交叉，出门接待王一鸣的，一般都是省政府那边的。高天民陪同杨春风到北京“跑部”，到部里汇报工作时，也是部长出面接待，王一鸣有时候参加，有时候不参加，反正双方都是一大堆人，乱哄哄的，分坐两排，大家见面了只是礼貌上握握手，笑着点一下头，走到大街上，再见面，几乎都不会认识。
倒是西江省驻京办的主任汪忠，特意和高天民提起过王一鸣，说他在部里，对西江省特别关照，只要是西江省的事情，找到他，能办的，他会一口答应下来；不能办的，他会毫无保留地指出问题所在，怎么样加以改进，找谁具体运作。不像那些官场上的老油条，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就变本加厉地不办事。逼得我们这些在下面的人，很是为难。不送礼吧，事情办不成；送礼吧，太轻了就更加逗弄起他们的胃口；送大礼吧，肯定是违法的事情，况且都是为公家办事，谁也不会掏自己的腰包，还得瞒天过海，想办法，从公家的口袋里打些主意。但一旦出事，就把自己牵连进去了。为了给公家办事，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你说我们冤不冤？所以啊，像王一鸣这样的京官，简直是太难得了，又年轻，又清廉，还平易近人，每次到他办公室或者家里，都是客气得不得了，他老婆于艳梅，也是落落大方，从来不把我们这些人当外人看，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还跟你聊几句家常。我们这些人，你说算什么人？说白了就是各个省份驻守北京的奴才、联络员，所送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搁哪个副部长的家里，都不算什么东西，人家有的人怕麻烦，就不跟我们地方上的人来往，你千辛万苦送的东西，人家根本就不领情，就是到了门口了，也不会给你开一下门，让你进去，坐上一分钟。我就有多次这样的经历。送年货的车子都到楼下了，我低声下气地打通电话，说：“是某某部长家吗？”
接电话的是个女性，开口就是冷冰冰地来了一句：“你什么事？”
我说我是西江省驻京办的汪忠，我们省杨书记到部里汇报工作时，我曾经陪同去过，部长和我握过手的。部长常年对我们西江省没少关心，这不快过春节了吗，省委杨书记安排，要送点我们西江的土特产，表示一下心意。
对方口气略微缓和了一下，就是：“那不用了，心意我们领了，你们请回吧，部长不在家，有问题到办公室谈吧！”说完不等你讲话，就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汪忠说：“你说我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像一个孙子似的，屁颠屁颠地把礼物送到人家门口，却连门口都不得进，还吃了这么个闭门羹，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他们那些京官，咋就这样看不起我们西江人哪！”
高天民看着自己的部下，说到伤心处，一个五尺高的大男人，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也激动地从自己的老板椅上站起来，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转着圈说：“小汪，你的辛苦我理解，不容易，简直是太不容易了！尤其是这几年，是你们驻京办工作最难开展的几年。大环境如此，短期内不好改变啊！要怪都只能怪我们上一届的领导人，尤其是我们省的谢青松书记和钱名贵省长，他们一个锒铛入狱，被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一个被执行死刑，成为建国以来为数不多的被处决的省部级正职高级干部，他们的腐败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使我们西江省的整体形象，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听说，前两年，谢青松和钱名贵刚被抓的时候，北京的官员只要一听说是我们西江省的官员要到办公室汇报工作，都紧张得不得了。连忙打开办公室的门，故意大声说话，或者喊一个人，在旁边记录，生怕别人说，他会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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